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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回忆

去北大我在天一起步

去北大我在天一起步

(1963届校友,原北京大学电子信息科学基础实验中心主任、教授毛晋昌)

我就读于天一中学,初中和高中两个阶段的原因是截然不同的:读初中,是我选择了学校;读高中,是学校选择了我,更确切地说是“强留”了我。

正是天一中学的“强留”,冥冥之中,让我走上了通向北大求学并留校工作的人生之路。

 

我选择天一初中,归因为两个字:亲和近。

说“亲”,那是因为我家西隔壁的一个本家,他叫毛福兴,论辈分他高我一辈。他和他的三个伙伴都是天一初中52级的学生。我进天一中学之前,就从他们那里听说了天一中学一些老师的大名和趣事。比我大7岁、高五个年级的他,影响着我从初中到大学的求学之路。

说“近”,则是因为一打开我家北向开启的后门,就可以看到天一中学旗杆顶上的五星红旗,有时还听得到顺风飘来的“噹……噹……噹……”的上下课钟声。能在视野中看得见的中学,就是天一。

 

1957秋,我赤脚跨进了天一中学的校门,从此开始了风里来雨里去在泥水中艰难前行的中学时代。在天一读书的年月,感觉这六年是那样的漫长;离开天一以后的岁月,尤其是退休之后,回想这六年,似乎又只在转瞬之间。

我深深地体会:母校,也是学子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奋斗和进取的动力源泉之一。

难行漫漫泥水路

从我家到天一中学,在现在的网络地图上测量,直线距离不过2公里多。要是现在,去天一中学的西漳老校址,出家门口骑自行车向东,一个左转弯后沿凤翔路径直往北,到陈家桥再经两个右转弯,就到校门口,全程不过10分钟左右。

然而,当年,我们去学校的路是曲曲弯弯的乡间土路:或田埂,或渠堤,或河岸。

江南多雨季,连日秋雨阵阵,好像有意“刁难”我们这些刚上初一的少男少女。通往中学的泥土路布满了一个个脚印,脚印的凹处是一汪汪的泥水。走在这样的路上,每跨出一步,脚的落点都是要经过选择的,这真可谓是举步维艰。路上有的脚印之间,有些地方巴掌大小的土块凸起又较硬,故不太容易吸水,这硬的地方成了一个个鼓起的球面形湿滑小土包。没经验的,踩在这又硬又滑的土包上,一不小心不是摔个仰八叉,就是嘴啃泥。随身带的饭盒或是雨伞也在慌乱倒下的过程中无意中甩了出去。那时很多同学带的是油布伞,就因为油布伞比纸伞结实,不容易摔坏。

春季的二三月份夜雨连绵也是经常性的。穿着雨鞋走路,不一会鞋底下就会粘上厚厚的泥巴。走着,走着,就可能有一团泥巴带进雨鞋筒里,让人十分懊恼。越走鞋底越沉重,时不时要抬起脚猛甩几下,才能把鞋底的泥巴甩掉。有时候,一使劲不小心把一只雨鞋甩了出去,也可能的。懊恼之下,索性把雨鞋全部脱掉,拎在手里,赤着脚走路。这样走起来轻松得多,也不容易滑到。在初春或是深秋季节,脚的感觉当然是冰冷的。

上下学途中还要经过一座坡度较大、宽不到两米、没有栏杆的桥,名字就叫大船桥。桥下河水打着一个个旋涡向东流去。家长们说起自己的孩子天天经过这一座桥上学,话语中常常带着担忧。大船桥曾几次翻修。因为它是西漳附近重要水上航道,为不中断船运,有一次翻修时只架设了临时便桥。便桥用宽不到30公分的几条长跳板搭接起来,齐腰高处架一根直径十几公分的圆木作扶手。在这样的独木桥上,尤其是大风大雨的天气,胆战心惊过桥的情景,至今不忘。那一次翻修期间,有的同学就是向东绕行老的锡澄公路走的。那样走,得多绕行2-3里路。

路难行,成为我初中毕业时,不报考天一高中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穷困中艰难求学

物质需求埋在心底

那个年代,能够考上天一初中,也算是个有出息的孩子了。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我跟着父亲到无锡城里去买些必备的用品。不符合住校条件的学生,就是所谓的通学生——得每天拎着备有午饭的饭盒上学。看着别的很多同学都有铝制的2-3格的精致饭盒,既实用也好看。我心里也想,但是没能说得出口。结果,父亲给我买了个最简单、只带一个深约1公分菜盘子的搪瓷饭盒。这个饭盒,我拎了它6年。

书包,依旧是上小学后父亲亲手给我缝制的黄色帆布包。我上小学用的第一个“书包”,还是我太外婆上香用的长方体形藤制提篮。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书包,所以我才有了那个父亲自制的黄帆布包。直到上北大后,我才用助学金买了我上学后的第一个书包,那是用粗线编织成的。

看月亮听鸡叫起早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为了上学不迟到,我开始自己起早(柴草不够,有时还要生炉子)做早饭。家里没有钟表,要起早,晴天有月亮的日子,是根据月亮的位置判断时辰,或是看天色的变化,或是听邻居家的鸡叫。有时估计错了,做好早饭发现天色迟迟不亮,只得在灶仓里靠着烧饭的稻草再睡一会。直到1972年,我参加工作后两年,家里才买上了第一只闹钟。为此,父亲高兴得合不拢嘴:“生活改善了!”

难耐饥寒交加时光

困难时期,农村户口的我,每月口粮18斤,日均6两。油、菜都短缺的日子,就是一顿吃6两米饭,那也不算多的,何况一日三餐总共6两!每天上午的四节课,至少有两节是在饥肠辘辘等钟声下课的状态中度过的。这样的时期,加之隆冬季节,用上饥寒交迫这个词应不为过。冷的时候,手握不住笔,得团着身子趴在课桌上,哆哆嗦嗦地写字。忍不住的时候,脚尖就会轻轻地跺几下。记得有一次是周訚如老师代课。他听到同学有跺脚的,就说:“冷,大家干脆就都跺吧!”于是,教室里一片跺脚声。大家跺过一阵后,渐渐平息。因为,同学们都知道,毕竟还是在课堂!

一边上学一边劳动

老家一带农村的孩子,大多有养羊养兔的经历。因为卖羊毛、兔毛的收入,多少也可以贴补一些费用。每天放学后,打猪羊兔草是必做的事。我家1955年开始养拉毛兔,我是家里的养兔“负责人”。兔子棚也是我自己亲手用砖木搭建的。困难时期,加上连年自然灾害,到了冬季,竟然连兔子草都打不到。眼睁睁看着一只只兔子只能靠吃稻草维持。到头来,全家人还只能靠宰杀几只瘦得皮包骨的兔子过年。

困难时期的1960年上半年,我即将初中毕业。不得已,父亲让我旷课,跟他一起到无锡毛巾厂干了几天搬运工。在那饥荒年月, 5元钱的日工资,只够买7-8斤黑市山芋。同年暑假,已被录取在天一高中的我和其他一些同学,经学校同意并被介绍到正在基建阶段的塘头师姑桥铝厂做了10天左右的临时工,当时日工资1.2元,自己实际能领取的是每天0.8元,剩余的据说由校方管理。我用自己好不容易挣来的钱,买了我的第一支钢笔。那可是铱金笔尖的钢笔,我爱不释手,还在笔套的别子上给缠上了绿色的塑料丝带。很可惜,那支笔带到学校一两天后,忘在了课桌里,再也没能找回来。

我读中学的几年,父母亲数次有过让亲戚帮我找工作——学生意(即当学徒)念头,我自己也曾企盼等来学生意的那天。这一天始终没出现。

父亲急病我忧失学

1960年,我15岁,下半年时我读高一。这年的冬天是我经历的最“寒冷”的季节,那是因为我父亲突发急病,那年他42岁。父亲犯病那一天下午,我割好兔子草后回家。正当我在厨房收拾的时候,原来在藤椅里睡着的父亲站了起来,只见他突然向后仰面倒在藤椅里。见状,我赶忙跑到他跟前。父亲舌头僵硬,只听他口齿含混地跟我说:“以后要跟娘一起好好地过日子……” 这分明是父亲在向我“交代后事”!我赶紧跑着叫来了我的母亲。母亲来后,她也只是着急,面对神志不清的父亲,她也没有半点主意。很快,附近的亲戚邻居闻声赶到。众人建议,“赶紧送医院!”于是,有四个男邻居,其中也有我天一初中的一个同学,他们四个人轮流抬着躺在藤椅里的父亲,把他送到了十多里远的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我母亲一路跟随。

这一天夜里,我第一次独自带着还不很懂事的妹妹和弟弟。这年,妹妹8岁,弟弟5岁。面对从天而降的困境,我一夜无眠。心里一直在盘算,如果出现最坏的情况,我怎么办?我想,这学肯定是上不下去了。失学还算小事,可全家的生活呢?由此,我也想到一家邻居,他们家因为困难曾给毛主席写信,请求政府帮助……

次日一早,妹妹和弟弟还在睡觉,我拜托过亲戚之后,根据送父亲去医院回来的邻居的说法,要给父母亲送粮票。那时代,人到哪里都是要带着粮票,才能吃上饭。就这样,我带着平时节省下来以备急需的几斤米,往北走,先去天一中学西北面的西漳公社的粮站换了粮票,然后沿锡澄公路,直奔地处大桥下的四院。这一天,我大约走了30里路。

据医生分析,父亲是农村基层干部,他得急病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心头苦闷加上营养不良。还算幸运,父亲终于被抢救过来了。只是,从此以后一二十年,父亲急病时的危难和他的身体状况,在我心里投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这高中阶段的第一个学期,因为父亲的病,我耽误了不少课业。但是到了期末,我还是被评上了三好学生,拿到了高中阶段的第一张奖状。

学费困扰幸遇恩师

我考进上天一初中时,还背着小学十几元的学杂费欠账。到了天一,每学期几元钱的学杂费,对于我这个连打2分酱油的钱有时都要向人家借的家庭来说,是不堪重负的。

为了勉强供我上学,父母亲向亲友借过钱,母亲还卖掉了锡制的点蜡烛器具(这就算家里最值钱的物品了)。无论如何,每逢开学,交不上学杂费,总像压在我心里的石头。初中1-2年级时,我和另外一两个同学,多次被老师叫到办公室催缴学杂费。自然,我拿不出来。我被训斥,“知道吗,你这是欠国债!”。我跟父亲要钱,他也实在没有。几次三番后,老师让我独自或和别的同学一起在教师办公室站着面壁思过。有几次都是天黑后才能回家。

那时的中小学,也有减免学杂费的政策。只是对于当时的很多农村家庭来说,孩子多(4-5个以上很常见)负担重是致穷的主要原因,我家恰恰不符合“孩子多”这一条件。因此,我的减免申请没有一次获准。后来我也就干脆不再申请了。

初二第二学期,孙庭琦老师做了我们的班主任。有一天,老师把我从教室里叫到了走廊上。他对我说:“我观察了很久,你家确实很困难。我给你申请了减免学杂费……”我顿时如释重负。但是,由于不很懂事,没记得对老师说过“谢谢”之类的话语,只是把“感恩”深深埋在了心底。从此以后,直到上北大,学费不再是总让我牵肠挂肚的心事和求学路上的羁绊。在多种场合,我以文字或言语叙说这一情节,我都会忍不住热泪盈眶,一是因为太艰辛,二是出于真感激。

在大跃进中勤工俭学

1957年反右运动过后,很快迎来了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天一中学的勤工俭学也成了运动,并随之达到了高潮。勤工俭学的过度做法,脱离实际不讲科学的瞎指挥、共产风和浮夸风,都严重冲击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编草鞋

在农村生活的孩子深知生活和生产技能对于一个农村人是多么重要,用芦苇席子做墙、茅草铺屋顶的学校也多么需要改善校舍。近乎农中性质的天一中学自然很注重勤工俭学。记得是初一下半年,不知道具体是什么诱因,我们就学起了编草鞋。有同学从家里带来了编草鞋的木制器具,我也仿制了一个。别说,这一门“手艺”还真不错。此后,直到我上北大,我家里的草鞋,都是我自制的。多数是给父亲,少量是自己的。我上大学之后,父亲他也自己动手编起了草鞋。

拾砖头

初一时我们的教室,墙是竹编抹灰、屋顶用稻草铺就。为了修建新教室,学校号召大家拣拾乱砖头。用非整砖和非标准的砖,用泥巴和石灰砌墙,这样盖的房子,在现今绝对是“豆腐渣”工程。可在当时,它总比茅草棚要好。为拣拾砖头,58年上半年,我们同学两两抬着竹编筐转遍了周边的村村巷巷,从南边的王家宕、到西边的吴巷头、陈家桥……。拣拾的时候,都会征得户主的同意。太不规整的,我们一般不要。多是规整些的半砖。整砖一般也捡不到,人家也不愿意给。碎转,也要一点,那是做水泥地面基础用的。

一趟趟、一帮帮的学生出去拣拾砖头,到后来就越来越难捡了。

制砖坯

我现在推想,可能就是因为砖头无处可拣了,学校才有了以勤工俭学之名,搞起了为期数月的规模化自制砖坯的运动。制砖坯,那是58年秋冬季同学们集中住校后的事了。自制砖坯,除了学校发了几个砖坯模具、指定了各班级“专属经济区”外,其它的,都是同学们自带的,如挖土的铁锨、和泥的鉄扒、装水的用具等。每个班级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配备一两个砖坯模子,大家轮流和泥、掼砖坯。掼砖坯,还有点“技术”含量,先撴实,后两面刮平。泥中有机质太多、和泥不均匀、掼得不好、刮得不平,都会造成烧好的砖孔洞多、质量差。寒冬腊月的天气,依然还要制砖坯,脚踩着已经结了薄冰的泥巴,一脚一脚转着圈地来回踩、来回和。特别是清晨,脱掉鞋赤着脚,刚开始接触结了冰的烂泥时,那个冰冷的感觉,是刻骨铭心的。

制好的砖坯要一块块地码放成排、成垛,然后用草帘子遮盖,等阴干之后,再要送到砖窑厂去烧制。烧好的砖运又运回校园。学校外东南面的河浜就是我校的“码头”和“港口”。我们自然又是搬运工。

集体食宿

记得是1958918成立的西漳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在公社成立之后不久,作为学生的我们,一律开始了的集体住宿。我们班住在学校西面吴巷头上一村民家里。集体住宿的条件,就是席地铺了稻草的大通铺。各班的教室,同时也成了一日三餐的“饭堂”。开饭时,派学生轮流从食堂抬回装着米饭的大木桶。当时吃什么样的菜,已毫无印象,肯定是农村最普通的那些。那大米饭,是蒸煮的。饭粒虽然熟了,但是很硬,一粒粒的都不成团。

那时社会有一句顺口溜似的话,或者也可称为口号,就是:“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统购统销开始后粮食紧张的局面还没有过几年,一下子就可以放开肚皮随便吃了,入门觉得共产主义真的就到来了似的。

反正随便吃了,于是惊人的粮食浪费也就愈演愈烈,制砖挖土后留下的一个个坑积存了雨水,这些水坑边上到处可见倒掉的剩饭。

一次天一中学浪费粮食现场会后,采取了对天一中学学生(不知对教职工怎样)的粮食定量供应的限制,从此开始。每生定量32斤!没什么油水的情况,人均32斤粮食,对于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青少年,也就是饥荒的开始。可以肯定地说,天一中学比当时社会上要提前几个月进入粮食困难时期。学校里开始饿肚子了,可家里还可以放开肚子吃大食堂。这样,每到星期六晚上,甚至不是周末的日子,我们就都赶紧回家,饱饱地吃上几顿。等回到学校,总有消化不良症状,老打臭嗝,很难受。

忘了是59年的什么时候,在校的集体生活终于结束,全国性三年困难时期也已经开始。

大养其猪

可能是自给自足思想的支配,那时天一中学还大养特养其猪。记得是秋天,正下着不小的雨,全校师生齐动手,在食堂外西北方向,学校东北部围栏以南的空地上,一两天之内突击盖起了一排排猪舍。随后,同学们又是打猪草,又是喂猪。

集体劳动

除了上面几项较大规模较长时间的勤工俭学活动以外,我们还参加了一些零星的集体劳动。校园内教室前后、大路旁、果树绿化地等的除草,是同学们定期或不定期的劳动课目。有一段时间,校内食堂燃煤不足,学校从宏昌祥(一家稻麦加工工厂)运稻壳做燃料。有一次船运稻壳,由我们班的同学负责。年龄大有经验的同学管掌舵或撑船。我年龄偏小、个头又矮小,则是拉纤队伍中的一员。

至于校外的劳动,水稻插秧前后,在稻田里拔草、捉虫,稻麦收割时节去生产大队帮助拣拾稻麦穗,在三五馆等大片桑树地里捉桑叶上的害虫,也有好多次。

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土地深翻。据说深耕可以充分利用地力(肥力),于是不少地方推广所谓的深耕细作。我们参加的深翻,就在学校南部那条漕河的尽西头、灌渠以东的那块田里。根据深翻三尺的要求,我们同学用自带的铁锨,卖力地把那块地翻了个底朝天。深耕之后,肥力确实非同往年。来年的麦子长势特旺盛。只是,因为太过旺盛,长高的麦子全部倒伏。伴随这一季小麦付出的全部汗水和希望,换来的几乎是颗粒无收。这就是那年头瞎指挥、浮夸风带来的恶果。

 

老师风采历历在目

应该说,天一中学在创建后不多几年就获得了长足进步,除了天一创建者和领导者的睿智、学识和才干,以及新中国的诞生为天一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开辟了前景,等等因素以外,无疑也应该归因老师们呕心沥血的辛勤耕耘。我到天一之前,常常听到毛福兴和他的同学们津津乐道中学里的事。老师们对他们的影响和在他们心目中的印象,由此可见一斑。尤子敬、孙炳伦、孙庭琦、张丽伯、丁渠、王和卿、万福明等老师的大名,以及关于部分老师的奇闻趣事,就是我“旁听”来的。我进了天一后,不仅亲见上述各位老师的尊容,并且亲身领受了孙庭琦、张丽伯、丁渠等老师的教诲。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认识了更多的老师。

孙校长的学者风度,我还有印象。我依稀还感觉,在外貌上,北大80年代的校长丁石孙跟孙炳伦校长有某些相像。

王和卿老师离得最近的一次,是在58年秋季刚入学后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中。那天,我们在食堂外西北方向的场地上砸铁矿石,王和卿老师教大家砸矿石的手法。他说,“大家砸的时候,要轻轻地重点。”顿时引来笑声一片。老师没有给我们讲过任何课,但是他的幽默话语犹在耳际。

万福明老师总把笑意留在脸上,尽管没有给我们上课,他还是给我留下了美好的的印象。

上面这三位老师,在我入学1-2年内先后被调离了天一。说实在的,作为学生,对于自己仰慕的老师被调离,总是会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

教过我课的老师,记得有:

语文:胡坚真、陈建屏、孙庭琦、秦锡田、李钟模;

俄语:过楚生、卢仁泉、石铭高;

历史:胡树勋;

地理:任琳霞;

物理:钱瑞珍、陈渊成;

化学:葛正良、丁渠;

几何:王宗荫、单明连;

代数:张丽伯、繆学文;

三角函数:萧理谋;

生物:倪修耕、凌复耿;

体育:华岳年、谢荣先;

政治:程中民。

 

从毛福兴他们那里早就听到了的孙庭琦、张丽伯和丁渠三位老师,分别也是我的语文、代数和化学老师。师和丁老师还先后做过我初中和高中阶段的班主任。老师从细微处关心学生,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我的帮助。晚年,他还十分关心台海局势,关心国家大事。他让我终生难忘。老师慈祥的面容,谆谆善诱的教诲,让我感觉像长辈一样亲切。课堂上他那有条不紊的板书,让我们总能跟上他的思路。后来我知道,文革中饱受冲击的老师被调离了天一中学。但是,他始终视教育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只是,所教课程,从化学变成了英语。老师始终挺着身板,确实让人觉得有军人般气质。他讲课,带着浓重苏北口音。一边板书,一边口说。他讲代数课,最初的语调“A加啊B加啊C……”与其说是讲课,不如说像唱歌——动听!数学课程特有的逻辑推导和严格论证,让我们受到良好的逻辑思维训练。很可惜,这样的一位老人,在他的晚年还承受着丧女之痛的折磨。

过楚生老师教我们俄语,他多次跟我们讲到过俄语方言的差别,自称他操的是列宁(彼得)格勒的方言。很可惜,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连大学时代,我总共学了7-8年的俄语,全然付诸东流。至今,只有个别俄语单词还在大脑的某个角落里残留着。当年我国盲目大规模推行俄语教学,这该是多大的浪费!

教平面几何的王宗荫老师,除了在几何证明的教学中,像张丽伯老师的代数证明那样,使我们受到严格的逻辑推理训练外,他经常不用圆规,径直徒手在黑板上画圆。他画得那个圆哪,可谓一绝,同学们无不啧啧称奇。

李钟模老师给我们教过多个学期的语文课。他坚持用普通话讲课,在50年代的天一中学,他独树一帜,可谓是推动和推广普通话教学的第一功臣。我到了北大后,尽管北方的同学一听就知我的南腔北调,但是我的普通话水平与其他南方同学相比,起码高处一个档次。这,就要感谢李老师!经过几任语文老师的教导,我的写作水平有所长进。高中阶段,有几篇作文被李老师选为范文在课堂上宣讲。只是,让我参加的两次无锡县中学作文竞赛,我肯定没给天一中学老师增光。试想,一篇题为“向雷锋学习”、满篇竟是“之乎者也”、内容不得要领的文章,会得到什么样的评价!大学毕业后见到老师,都要向他做“检讨”。

萧理谋老师从徐州师范大学一毕业,就来到天一中学。对比他说话的口音,张丽伯老师的就不算回事了。他口音重,语速还快。但是,我们听他的课,短暂的不适应期很快过去。老师很愿意、也很善于跟同学们交流。愿意、善于跟学生沟通的老师,可以弥补教学中的某些不足,让教学效果最佳化。同学们视他亦师亦友,他很快赢得了同学们的认可和尊重。

给我上过课的老师很多,很难在这里以我粗略的笔触一一叙说。各课的老师,除了专业特征以外,都有自己特点和形象。他们给我们授课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有的老师虽然已离世,他们会永远在我心中。

 

再见吧,我的天一

中考“强留”天一

第一次想跟天一再见,那是1960年的中考。那个年代,想着要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的初中毕业生和他们的家庭,大多首选中专和中技类学校作为报考志愿。我,当然更是如此。

现在我只记得我的中专中技类第一志愿,那就是无锡无线电工业学校。

高中的志愿选择受到了更多的地域限制。可供报考的只有天一中学和无锡市一中。天一中学的高中部,始办于1958年。我们这一年是天一高中部第三届招生。此时的天一高中,其名气,绝不能与无锡县中学(即现在的江苏省锡山中学)、无锡市一中、省常中和苏高中相提并论。

天一中学路难行,早让我打消了报考天一中学的念头。高中,我只报了无锡市一中。我打算,考不上,无非就是回家种田。

结果,我的愿望全部落空(那时候的录取,是不是只看考试成绩,不得而知。)。没想到,居然是天一中学“强留”了我,这漫漫泥水路还得硬着头皮继续走。这一次,想跟天一中学再见,我未能如愿。

后来,中央针对国民经济前几年出现的问题,出台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一些中等学校,如农机学校等,被解散。这些学校的学生因此失学,又回到了农村。考上无锡市一中的同学,也被转回了天一中学。当初的失落感,在平复之余,还有点庆幸。

高考如愿以偿

1963年,我高中毕业,跟天一中学再见的时刻又一次来到。

我记得,我报考一类大学的志愿是: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南京工学院(即现在的东南大学)。现在看起来,我的志愿序列是很不合理的。应该说,此时天一中学的老师们对于如何合理选择报考志愿也是没有多少经验的。

天一中学学生的考场在无锡师范学校,高考为期三天。考试前后,我都是背着行李,悄悄地从我家后门出去,又从后门回来。我时刻准备面对回家“修地球”(老家农民对自己“职业”的戏称)这一最不愿意见到的结果。我知道,像我这样的家庭,一次考不上,复读再考的机会绝对是不存在的。

没想到,820的下午,同村一位比我大不到十岁的热心人,替我从街上的邮政代办所拿来了 “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当年他喜笑颜开的样子,我现在还记得。当天下午,我回天一跟老师们告别。程宝琦校长和班主任丁渠老师都语重心长地嘱咐我,要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高兴之后让父母亲犯愁的,依然是钱!我的家庭又要面对新的困难和新一轮的奔波。